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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70年國家能力建構研究

辛向陽
  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的國家能力建構取得了重大進展。新中國成立后,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國家治理奠定了堅實基礎。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強調制度成熟定型,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使國家治理的制度基礎更加堅實;通過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有效地增強了黨和國家的活力,增強了市場活力,增強社會了活力。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科學回答了"怎樣治理中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根本問題,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使國家能力建設進入一個嶄新階段。
  關鍵詞:新中國70年;國家能力建設;穩定性;活力性;
  分類號:D61
  作者簡介:辛向陽,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100732)。

  新中國成立70年,我們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體現在國家能力建構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所言,改革開放40年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依法治國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外事體制改革、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生態環境督察體制改革、國家安全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檢監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實推進。這些體制改革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具有較強的國家能力,另一方面又在提高著中國的國家能力。
  一、新中國成立后的28年的建設時期奠定了當代中國國家能力的民主性和穩定性的基本制度基礎
  國家能力是事關一個國家發展能否順利的重要因素。古往今來數千年人類歷史發展顯示,大多數社會動蕩、王朝衰亡、政權更迭原因很多,但最終都可以歸結為沒有形成有效的國家能力特別是治理能力,無法解決面臨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帶來嚴重的政治后果。社會主義國家同樣面臨著類似問題,縱觀社會主義從誕生到現在一百多年的歷史過程,怎樣以治理以往剝削階級社會根本不同的方式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的全新社會,在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中沒有解決得很好,留下不少問題。習近平指出:“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沒有形成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1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如何打碎舊的國家政權?應該怎樣組織新的人民的國家政權?國家應該如何進行有效的民主的科學治理?這是一個關系民族未來、國家前途、人民命運的根本性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這一偉大變革不僅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更為國家治理奠定了最為可靠的堅實基礎。
  (一)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使國家能力建設始終有強大的人民基礎。
  早在1949年8月9日到14日,北平市召開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毛澤東參加會議,并向全國發出號召,希望各地都迅速召開這樣的會議,加強政府同人民的聯系。在毛澤東看來,人民代表會議是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重要組織形式,因此必須認真做好這項工作。他指出,“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大會來,并能開得好,那就會對于我黨聯系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于黨內外廣大干部獲得教育,都是極為重要的。”2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會議分別通過了省、市、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要求各地迅速召開地方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以發揚民主,加強人民政權的建設,使已經成立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更加密切聯系并依靠各階層人民推動各項工作。隨后,地方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召開。它們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成為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的一種過渡形式。經過幾年的努力和探索,從1952年11月開始,中共中央就作出決定著手召開人民代表大會。1953年元旦,人民日報在社論中宣布要在本年度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經過1年多的準備,1954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大會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僅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和最高實現形式,而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的根本政治制度,也就是最為重要的政治制度。中國國家能力建設必須牢牢以這一制度為根本遵循。70年來,中國國家能力能夠不斷提高,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始終堅持和發展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廣泛性,使國家能力建設有統一戰線的保障。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召開之后,政治協商制度是否還要繼續下去,政治協商會議的性質和任務如何定位,統一戰線工作如何進一步展開,這些都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這也是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問題。1954年12月,毛澤東專門就政治協商制度和政治協商會議問題做了深刻闡述。毛澤東指出,政協的性質有別于國家權力機關,政協的任務主要包括:協商國際問題、商量候選人名單、提意見、協調各民族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民主人士領導人員之間的關系、學習馬列主義等。對于那些懷疑政協作用的意見,毛澤東指出,人民代表大會是權力機關,這并不妨礙我們成立政協進行政治協商,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的領導人物一起來協商新中國的大事非常重要,所以政協仍有存在的必要,我們自己要有主張,但一定要和人家協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要發揮各民主階級、各人民團體的作用。毛澤東的這些意見,使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個經過歷史考驗的統一戰線組織形式,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后仍然長久地延續下來,發揮著重要作用,形成為一種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協是統一戰線的組織,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機構,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鮮明特點,是國家能力提升的重要保證。
  (三)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各個民族人民的權利,使國家能力建設有深厚的民族基礎。
  在1949年起草《共同綱領》的時候,毛澤東就提出,我們要搞統一共和國,所以,我們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是實行聯邦制,所以選擇民族區域自治而不是民族自決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制度選擇。周恩來在1949年9月7日明確提出,“我們雖然不是聯邦,但卻主張民族區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權力”。3而后,在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共同綱領》就明確規定,多民族聚居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這就奠定了新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礎。正如周恩來在1950年11月所指出的,“在我們制定《共同綱領》的時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決的原則,因為這樣做對加強民族間的團結與合作是有利的。現在,從一年來的少數民族的工作中,我們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當時的預見是十分正確的”。在這個制度選擇的基礎上,我們黨在處理民族問題上堅持了民族團結的方向,妥善處理了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區的各種問題,從而實現了國家的空前統一。
  無論是根本政治制度制度的確立,還是基本政治制度制度的建立都解決了中國國家能力建構面臨的穩定性和民主性問題,使國家治理既有堅如磐石般的牢固基礎,又解決了民意基礎。在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基本上解決了國家治理中的人民群眾的動員問題和參與問題。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國家各方面的政治生活,迸發出了無窮的干勁,創造出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偉大創舉。我們還解決了國家治理中制度應對重大危機的能力。以新中國的國家制度能力建設有效地應對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大的戰爭態勢,應對了中印邊境、中蘇邊境的突發事件。但由于缺乏經驗,怎樣治理中國一直沒有找到有效的路徑,“在國家治理體系上還沒有找到一種完全符合我國實際的模式。”4
  二、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奠定了當代中國國家能力的活力性和社會性的體制機制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以全新的視角思考國家能力建設問題,特別是思考如何建構符合我國實際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模式,以便從體制機制等方面提升國家能力。
  (一)強調制度成熟定型,使國家治理向著更加有效的制度體系的建構方向發展。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既鏡鑒歷史,又面向世界,鄧小平一直強調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作用,把制度建設放在戰略位置加以考量。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5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鄧小平南方談話提出的推進制度成熟和定型問題,強調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與發展。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指出:到建黨一百周年的時侯,我們將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00年10月11日在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時,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進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使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使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形成比較成熟、比較定型的制度。”6在這一時期,我們獨創性地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僅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新的空間,更為國家能力建設帶來了充足的活力。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踐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強調制度成熟定型。黨的十七大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內容,強調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2008年1月29日,在十七屆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胡錦濤講:“要著力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各項改革成果的制度化,形成一整套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相適應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不斷提供有效制度保障。”7在這一基礎上,我們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包括一個根本政治制度、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一個法律體系、一個基本經濟制度以及體現為各方面體制的具體制度。
  (二)通過不斷深化改革,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增強市場活力,增強社會活力。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就一直要求通過推進各方面的改革激發社會活力。他在1986年11月9日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指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第一個目標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這里說的活力主要是指領導層干部的年輕化。還有一個目標就是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這兩個目標應該說在鄧小平執政時期得到了基本解決,特別是國家調動基層群眾積極性的能力有了極大提高,農村民主選舉制度和城市社區民主制度在這一時期蓬勃發展。面向新世紀,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強調,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增加黨和國家的活力,充分調動基層和群眾的積極性,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特點進一步發揮出來。8在這一時期,國家能力的提升不僅體現在民主和法制的健全,而且體現在以分稅制為基礎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新體制的建立。這一體制,一方面使中央宏觀經濟調控的能力有極大提高,另一方面又使地方的積極性得到保護。站上新起點,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加強國家能力建設上,抓住政府職能轉變這一主軸,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把政府職能切實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涉及國家能力建設制度,如重大事項決策的協商和協調機制、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決策的公示制度、聽證制度。這些制度的建立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家能力的活力性、生動性。
  (三)在不斷應對各種風險和考驗中,中國的國家能力特別是克服危機的能力有巨大的提升。
  國家能力的建構從來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更不會是風平浪靜的。強大國家能力的構建往往是在狂風暴雨中進行的。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各種風險接踵而至。運用我們治國理政的政治智慧,我們應對了1989年的“六四”風波和隨后出現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成功地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加強國家能力建設,從而從容地化解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1998年嚴重洪澇災害的考驗,以及之后發生的美國悍然轟炸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法輪功”邪教組織聚眾鬧事、李登輝拋出分裂祖國的所謂“兩國論”以及主張“臺獨”的陳水扁在臺灣地區選舉中當選等重大事件。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又成功化解了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1月的南方冰雪災害和5月的汶川大地震、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拉薩“3·14”事件、2009年的烏魯木齊“7·5”事件等。
  三、新時代是中國國家能力向著構建體現有機性和公正性的制度體系邁進的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天,我們黨處在這樣的歷史方位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9這就指出了新時代國家能力建設根本性方向。
  (一)新時代的中國國家能力構建始終緊緊抓住“怎樣治理中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根本問題。
  進入新時代,我們黨把國家治理的有效性和能力問題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來考量。解決這一問題就要抓住事關國家能力建構的根本性問題,這就是:“怎樣治理中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沒有形成有序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能力就更談不上了。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面臨的是戰爭留下的殘垣廢墟,百廢待興,既要建設完全不同于舊中國的制度體系,又要治理一個人口眾多、基礎薄弱的大國。怎樣治理中國和治理社會主義社會在不少方面照搬了蘇聯模式,但又沒有完全走蘇聯之路,一直積極探索這個問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探索“怎樣治理中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問題上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鞏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權益;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為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在這些寶貴經驗和歷史財富的基礎上,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科學回答了“怎樣治理中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根本問題,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我們不僅明確地界定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內涵,而且明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安排。在國家能力建設上,我們始終充滿自信,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儀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有獨特優勢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這一判斷十分重要,它不僅告訴我們中國的國家能力建設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告訴我們有獨特優勢。
  (二)國家能力建構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基本前提。
  新時代國家能力建構首先是堅持和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根本。國家治理必須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保證人民群眾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來治理國家。這使我們的國家能力建設達到了較高水平。在很多方面展現出獨特的優勢。在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進程中,我們構建起以領導層的有序更替打破政治發展天花板的強大國家能力。所謂政治發展天花板是指國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發展缺乏活力和穩定性,導致執政不穩定和政權更替的無序性,從而拖累經濟社會發展。當前,西方發達國家在出現嚴重的政治衰敗。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兩部著作中,以及2016年發表的《美國政治衰敗抑或新生:2016年大選的意義》一文中都在探討一個問題,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在衰敗之中。進入2019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英國混亂的脫歐過程、法國持續不退的黃馬甲運動、歐洲政壇持續發酵的極右翼政黨等都說明了這一點。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2011年卡扎菲被打死,利比亞陷入了持續八年的動蕩。今年4月4日,利比亞國民軍司令哈夫塔爾下令對首都的黎波里發動進攻,表示“要把首都從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來”,民族團結政府也宣布進入備戰狀態。烏克蘭獨立以來總統選舉、權力交接,屢屢使國家深陷動蕩泥潭。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越來越健全,我們不僅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制度越來越完善,而且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越來越有生機活力。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把穩定性與活力性有機結合起來,使制度體系既保持強大的穩定性,無論出現什么樣的局面都會保持政治大局穩定;又保持生機活力,制度不會出現僵化和衰退,更不會出現政治衰敗的情形。這一制度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使各種政治訴求通過三者的有機統一加以充分實現,防止了指頭政治、戲劇政治、拳頭政治、無厘頭政治等各種非理性政治。這一制度使我們突破了權力交接的天花板,在領導層更替過程中不會發生政治動蕩。新中國成立至今70年,我們進行的每一次領導機關和領導層的更替都是平穩有序進行的,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極其罕見的。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廢除了實際上存在的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普遍實行領導干部任期制度,實現了國家機關和領導層的有序更替。”實際上,從1949年到今天的70年中,沒有幾個國家能夠做到在任何一次權力交接中不出現問題,無數的國家因為權力交接導致社會政治動蕩、流血沖突、大混亂、大衰退。
  (三)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的獨特性在于始終體現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純潔性要求,以先進性和純潔性引領國家能力的建設。
  如何在一個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完善、市場力量越來越強大的國家提高治理能力?如何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條件下,讓治理更加符合人民利益又更加有效?這是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遇到的巨大難題。解決這一難題,在不斷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提高國家能力,就應當充分運用好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首先,強調共產黨是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是沒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黨。從而防止在國家治理中出現利益集團化的傾向,防止政府出現利益沖突或者“政府被俘獲”“政黨被綁架”等。其次,要以共產黨人無私奉獻的精神來控制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使市場經濟既能夠充分調動人們的創造性,又能夠避免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就要弘揚巴黎公社原則體現出來的精神。148年前的巴黎公社實行了一條重要的措施就是公務人員只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報酬。馬克思充分肯定了公社的這一措施。指出:“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于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10這一原則的精神對于當代中國指導公務員薪酬待遇改革尤其是對于指導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薪酬改革有重要價值。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了《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關于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的意見》等文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存在著薪酬結構不盡合理、薪酬監管體制不夠健全等問題,國有企業負責人按照職務設置消費定額并量化到個人的做法必須堅決根除。這一改革總的精神就是不能使國企內部管理層與職工的收入差距過大,也不能使國企管理層與社會上一般職工的平均收入差距過大。
  以先進性和純潔性為引領,在推進國家能力建設的過程中,我們能夠不斷進行自我革命。我們以自我革命的勇氣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建立了國家監察委員會,實現了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的全覆蓋。“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增強自我凈化能力。自我監督是世界性難題,是國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們要通過行動回答‘窯洞之問’,練就中國共產黨人自我凈化的‘絕世武功’。”11我們以自我革命的勇氣深化黨和國家機構的改革。特別是2018年實施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一場系統性、整體性、重構性的改革,力度規模之大、涉及范圍之廣、觸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直接或者間接相關的各種問題,就要加快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對于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有清晰的論述:“無論是實現哪個階段的目標,都需要形成科學有效的黨和國家管理體制。這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處在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上,必須回答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要求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和怎樣建設這個機構職能體系。”12
 四、新時代中國國家能力的不斷提升正在回答“福山之問”
  中國的國家能力建設不僅事關中國的長遠發展,而且事關人類政治文明的建構,因而,很多國家的學者都高度關注這一問題。美國學者福山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一書中,最后一個部分就是“未來會怎樣”。他在這一部分中談了兩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與中國密切相關。他說:就未來的政治發展而言,我們可提出迄今尚無答案的兩個問題,第一個與中國有關,“我從一開始就宣稱,現代政治制度由強大的國家、法治、負責制所組成。擁有全部三條的西方社會,發展了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導地位。”他接著說,“中國今天在經濟上迅速增長,但三條中只擁有一條,即強大的國家”。福山接著問了以下若干問題:這樣的情形能否長久?沒有法治或負責制,中國能否繼續維持經濟增長,保持政治穩定?經濟增長所引發的社會動員到底是受控于強大的威權國家,還是激起對民主負責制的強烈追求?國家和社會的平衡長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會能否出現民主?沒有西式的產權或人身自由,中國能否拓展科學和技術的前沿?中國能否使用政治權力,以民主法治社會無法學會的方式繼續促進發展?13福山的這六連問表明了他的政治偏見,他始終把西方政治制度等同于自由民主,等同于普世制度,始終把西方國家等同于民主法治社會,把西方以外的國家看作是專制威權國家。其政治立場和基本結論,我們當然不能贊同。但是,也要看到,他的提問也隱含著對中國國家能力建構獨特性的肯定。中國國家能力是十分強大的,這毋庸置疑,但這一強大絕不是源自什么威權、專制或者獨裁,而是來自于人民民主。
  (一)中國的國家能力是真正建立在人民當家作主基礎上的,是真正的負責制,是對人民負責,不是對少數人或者某些利益集團負責。
  中國的國家能力建設以人民為根基。堅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這是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最根本性的要求。以人民為中心推進國家能力的提升使中國的發展避免了很多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陷阱或者各種病癥。例如,建設什么樣的鄉村、怎么建設鄉村,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臨的一個歷史性課題。從世界范圍看,鄉村衰退導致的“鄉村病”、城市貧民窟是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新中國成立70年,我們以自己的國家能力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我國農村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很多方面的探索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毛澤東時期的“赤腳醫生”被國際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保障的唯一范例”;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曾經是眾多國家學習的樣板;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被世界銀行稱為“世界反貧困事業最好的教科書”。14在推動國家能力建設的過程中,我們黨始終強調: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為了真正做到這一點,我們黨在大力推進制度建設的同時,通過開展一系列教育活動、實踐活動來加強國家能力建設中的群眾基礎的培育。從2013年6月到2014年10月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有效解決了群眾反映突出的“四風”問題。從2016年2月開始的“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活動是面向全體黨員深化黨內教育的重要實踐,這一活動強調制度化、常態化地解決群眾面臨的突出問題。從2019年6月開始,在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要求是“守初心、擔使命,找差距、抓落實”。守初心,就是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堅守初心,牢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的煩心事、苦惱事。
  (二)中國的國家能力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始終站在人類政治文明史的高度和人類現代化史的廣度來看待國家能力中的法治建設。習近平指出:“法治和人治問題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縱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較好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的。”15正是有這樣的認識高度和廣度,我們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戰略任務。全面依法治國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一個戰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十四個堅持”之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中的政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這都突顯了我們的國家治理的法治性要求。
  我們始終把依法治國作為國家能力建設內在要求、重要依托和基本方式來認識,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第一,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既不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的法治模式,也不會故步自封,而是以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為指導,解決中國法治建設面臨的實際問題。第二,處理好黨和法治的關系這一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有的人故意把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對立起來,制造“黨大還是法大”的政治陷阱,以此否定黨的領導。這是完全錯誤的。第三,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協調發展。科學立法就是要在把握立法規律的基礎上,完善立法體制,從體制機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推進依法行政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法治政府。公正司法就是要增進司法公信力,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全民守法就是要增進全民法治觀念,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尊法守法成為全體人民共同的追求,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
  (三)中國的國家能力建構善于借鑒人類文明特別是經濟文明的成果,建構起持續推動國家產業轉型升級的能力。
  一個國家治理能力水平、質量的高下,很重要的就是體現在能夠以國家治理能力引導產業結構持續升級,擺脫轉型升級中的天花板。一些國家能夠成功地使產業實現一次或者兩次轉型,但很難實現第三次或者更多轉型,原因之一就是國家治理能力不足。二戰之后,日本先是完成了重建重化工業、擴大煤和鋼鐵再生產能力等產業升級任務,以此帶動了整個經濟復蘇。20世紀80年代,日本產業又進一步轉型升級,半導體產量超過美國,以總收益排序的世界十大半導體公司中,日本占有一半席位。隨著制造業水平提高,日本對美歐出口急劇上升,成為一流的制造強國。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本產業結構轉型再升級就遇到了重大挑戰,一直到現在,仍然在艱難轉變中,日本的諸多產業呈現出衰退的跡象。中國是一個可以全方位持續突破產業升級天花板的國家。中國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升級,到2020年,工業化基本實現。進入新時代,中國正在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正從工業社會向信息化社會邁進,我們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帶動全社會興起了創新創業熱潮,中國的大數據、智能化、移動化、云計算等產業蓬勃發展,信息經濟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不斷攀升。中國在一個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占主導的國家,在一個小農占人口多數的國家,在70年中能夠成為一個不斷突破產業升級天花板的國家,重要原因就是國家能力的持續增強。
  中國的國家能力建設歷經70年風風雨雨,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就是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要實現國家領導層的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人民群眾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執政黨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
 
  注釋
  1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89頁。
  2《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頁。
  3《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頁。
  4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第91頁。
  5《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頁。
  6《江澤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0頁。
  7胡錦濤:《切實貫徹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新要求》,《人民日報》2008年1月30日。
  8《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03頁。
  9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第93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頁。
  11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第384頁。
  12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第449頁。
  13[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35頁。
  14《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4頁。
  15《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2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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